22 岁那年，我遇见了一个品味无可挑剔的女人，后来爱上了她。她很会穿衣服，这是我最先注意到的。她总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新晋米其林星级餐厅，去她家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小馆子。她能告诉你该去看哪些艺术展开幕，该听哪些专辑。我仰慕她；我既想成为她，也想和她在一起。
在我们交往的头几年里，我始终惊叹于她如何游刃有余地穿行于这个世界，仿佛自然而然就能与对的人、观念和体验发生联系。后来我渐渐看出，这并非自然而然：知道什么够酷，又表现得毫不在意，是门艺术。而她精于此道。她做的每一件事，她读的书、听的音乐、援引的理论家和观点，似乎都显露着那种被称作品味的特质。
在我当时的理解里，好品味意味着你消费的是对的东西，从商品到文化作品都不例外。但在工作中，我逐渐意识到，它也会让别人更喜欢你、更信任你、更看重你。我们交往几年后，我开始在一家科技初创公司工作，CEO 鼓励我们看法国新浪潮电影。团队里任职最久的设计师穿着三宅一生，人们信任他们，既因为他们的品味，也同样因为他们的工作态度。办公室里散放着 Togo 休闲椅，大家常常坐在上面开些非正式的会，凑在一起看笔记本电脑，起草产品需求文档。午饭时对 Lemaire 的讨论，宛如 Design Within Reach 展厅的办公室，茶水间里的 Heath 陶瓷器皿，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以某种方式促成了公司的成功。
就连我们谈论工作的方式，也倚重能唤起联想的比喻和直觉。我们借此与上一代科技公司拉开距离，后者往往舍弃直觉，转而依靠数据。时任谷歌高管的玛丽莎·梅耶尔就曾坚持让团队对 41 种不同的蓝色做 A/B 测试，这件事广为人知。但把时间往后推几年，创始人们挂在嘴边的就更可能是那些难以言传的东西。Shopify 联合创始人托比·吕特克在一期播客中说：“我们极其重视数据提供的依据”，但也“能坦然面对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比如品味、品质、热情、爱和恨”。
过去两年，科技行业对品味的执念愈发强烈。评论家凯尔·柴卡观察到，如今它“已经和 2010 年代的‘颠覆’一样，成了科技圈的陈词滥调”。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行业拥抱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关：知识工作的重心正从生产转向筛选与整理。OpenAI 的 CEO 萨姆·奥尔特曼对《世界报》说：“我很容易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今天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任务，有 30%、40% 都由 AI 来完成。”
品味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词，用来指代剩下的那些事。“在 AI 时代，”Y Combinator 联合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 2 月在推文中写道，“品味会变得更重要。当任何人都能做出任何东西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你选择做什么。”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说得更简洁：“品味，”他写道，“是一项新的核心技能。”
音乐制作人里克·鲁宾也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品味。他的畅销书《创造的行为》让他开启了第二份事业，成为硅谷的个人成长导师。“我没有任何技术能力。”鲁宾在 2023 年说。“那别人到底是为什么付钱给你？”采访者问。他的回答很简单，那段话后来被剪成片段，在 YouTube 和 X 上转发了数千次。“因为我对自己的品味，”他慢慢地说，“有信心。”创始人和投资人渴望的正是这种信心。风险投资人约书亚·库什纳也不例外，他曾就那些“我无法向任何人解释的……直觉”向鲁宾请教。
但把品味挂在嘴边的人，往往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奇怪的是，硅谷有许多人看好 AI 写小说、完成数学证明、生成长篇电影的潜力，换句话说，看好它创造出兼具品味与技艺的成果，却似乎确信品味本身不可替代。在文学学者莱夫·韦瑟比看来，品味“是人类最后的专属领地”这个想法似乎站不住脚。毕竟，从文学批评文本到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对回答质量作出的评估，大语言模型已经“以一种直接的、基础设施层面的方式”纳入了“品味判断”（judgments of taste）。在一次电话交谈中，他对我说，品味“这个说法用错了”。“说这是人类最后的专属领地，是作出判断的能力……这反映了行业领导者的焦虑……因为他们正在降低工作对技能的要求（deskilling），对吧？他们说，如果 Codex 来写代码，那你的工作是什么？”如果所有代码都成了同质、可替代的东西，如果所有软件功能都能变成标准化商品，你就需要抓住一切可能的竞争优势。这份恐惧不只关乎个人失业；整个公司、整个商业模式，都正在被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前沿模型所取代。
如此说来，品味就是那个难以言传、让你和你的企业无可替代的东西。它把赢家与永远处于底层的人区分开来。它似乎可以得到客观衡量，至少也有高低之分，和员工薪酬或金融资本很相似。拥有好品味，就是比别人拥有更多品味。但要理解品味是什么、如何培养，我们或许得回到历史上的另一个时刻。那时，自动化同样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独特性和经济竞争力的焦虑。
当品味成为一项国家工程
说到带来颠覆的自动化，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工业革命。在 19 世纪的英国，随着新技术以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取代小规模手工制品，无论实业家还是他们的批评者，都把品味当成一个核心问题。然而，商品越多，似乎也就越平庸。英国凭借工厂的庞大数量成为“世界工厂”，但国内外的奢侈品市场却由法国制造的产品主导。
政治家威廉·尤尔特认为，原因在于法国工业受益于“各阶层普遍对艺术怀有的敬意，以及各个制造行业展现出的好品味”。在 1835 年的一项议会动议中，尤尔特提出，英国要与法国竞争，就需要找到“向民众普及美术知识和设计原理的最佳方式”。在他的推动下，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如何改善英国人的品味。委员会的报告促成了由公共资金资助的设计学校在伦敦和全国其他制造业中心设立，也推动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博物馆的创建。
和今天一样，自动化的加速让人们对如何培养好品味产生了新的焦虑。但在当时，品味并不是一种个人的、天生的技能，而是可以通过教育和文化机构加以培养、造福整个国家的能力。对于如何教授品味，人们存在激烈分歧。政府开办的设计学校拥抱机器，同一时期的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则抵制工业化，坚持认为设计师需要回到更古老的手工艺实践中去。但在一点上，他们看法一致：培养品味是国家的责任。在 1864 年的一场演讲中，维多利亚时代批判工业粗制滥造品最有力的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呼应了尤尔特的观点。他说，伟大的建筑只能“由普遍而热切的国民品味，或者说对美的渴望，催生”。
设计师、社会主义活动家威廉·莫里斯是罗斯金的仰慕者之一。他热切地吸收罗斯金的思想，并开始将其用于构建自己的理论，探讨如何教授并创造出优秀的设计。当时，人们普遍将地位崇高的“美术”（fine arts），也就是建筑、绘画和雕塑，与地位低下、带有商业性质的“装饰艺术”（decorative arts）区分开来，后者包括家具、木工、陶瓷、玻璃和纺织品。莫里斯不赞同这种做法。他相信，只有把美术与装饰艺术放在一起教授，才可能生产出设计更好的商品。
几十年后，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受邀主持一所新学校，将一所美术学院与一所工艺美术学校合二为一，莫里斯的梦想由此实现。格罗皮乌斯全身心地投入为包豪斯招募合适的创始团队，也就是教师队伍。“我们能否吸引个性鲜明、充满活力的人，对每个人来说自然都至关重要。”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们不能从平庸开始。只要有可能，我们就有责任招募那些有力量、有声望的人物，即使我们还不完全理解他们。”他最早聘请、也最有影响力的教师之一，是画家兼理论家约翰内斯·伊顿。包豪斯对设计教育最持久的贡献之一，正是由伊顿负责的 Vorkurs，也就是面向新生的预备课程。
在包豪斯出现之前，大多数艺术和设计学校都专注于教授特定媒介的专业技能。一年级的艺术学生练习人体素描，工匠则临摹现成的器物和装饰纹样。但伊顿从教育改革者的理论和先锋艺术家的实践中受到启发，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他先带学生做呼吸练习，帮助他们放松，进入更凭本能和直觉工作的状态。随后，学生学习的是更抽象的概念：线条、形态、色彩、对比和材料。完成预备课程后，学生便可以进入纺织、平面设计、陶瓷、玻璃等专业工作坊。每个工作坊有两位教师，一位专长于艺术上的“形式”，另一位专长于技术上的“工艺”。格罗皮乌斯后来写道，这是因为“既没有想象力足以解决艺术问题的工匠，也没有技术能力足以主持工作坊运作的艺术家……必须培养出能够兼具这两种才能的……新一代人”。
尽管包豪斯存续不到二十年，却对艺术和设计教育产生了持久影响。1933 年，学校在纳粹的压力下关闭，许多著名的包豪斯师生移居美国，受到美国教育机构的欢迎。许多美国人对包豪斯的推崇，也为此创造了有利条件。评论家谢尔登·沃伦·切尼在 1930 年写道：“没有任何其他学校”能“为现代建筑和工艺领域的创造活动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格罗皮乌斯和他在包豪斯的门生马塞尔·布劳耶，最终都去了哈佛大学的建筑学院。
约瑟夫·阿尔伯斯和安妮·阿尔伯斯曾在包豪斯学习，后来共同教授一个工作坊。他们最终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黑山学院，那是一所实验性的文理学院。约瑟夫·阿尔伯斯是伊顿的继任者，在档案学者玛格丽特·肯特根斯-克雷格看来，也是包豪斯“最有天赋的教育家”之一。他把预备课程和包豪斯的其他教育理念带到黑山学院，在那里教过一些美国 20 世纪最著名的艺术家，包括赛·托姆布雷、鲁思·阿萨瓦和罗伯特·劳申伯格。艺术史学者伊娃·迪亚斯写道，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阿尔伯斯始终反对“把才华和艺术禀赋视为先天的天赋与先决条件”。他的教育理念明确具有民主性：在 1940 年于黑山学院所作的一次演讲中，他敦促听众培养“对他人的信念与能力的尊重”。
包豪斯基础年课程的关键洞见，是把审美感知（aesthetic perception）视为一种不受专业领域限制的能力：它受到对材料的理解和工艺知识的塑造，却不受某一种媒介支配。但阿尔伯斯带到美国的基础年课程，并不只是把教师偏爱的某一种感知方式传授给学生。相反，学生通过“先来自其他学生、再来自教师”的评议，共同形成“对不同观看与表现方式的理解”。阿尔伯斯还略带冷幽默地指出，这些评议也“减少了高估自己作品的倾向”。他的方法鼓励学生磨炼自己的“直觉感知”，同时练习把这些感知传达给别人。
如何拥有好品味
不过，对形式、材料和色彩的专门训练，只是包豪斯式教育的一部分。学生还被鼓励研究已有的作品：“古老的和现代的”，“手工艺品和工业产品”，“字体排印作品和摄影作品”。这样的教育也会以非正式的方式发生：在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对 21 世纪的创意工作者来说，在网上。
就我而言，我在青春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不加挑选地刷图片：瑞士展览或法国独立音乐演出的海报、日本时尚杂志的扫描图、墨尔本或阿姆斯特丹的设计公司制作的网站、加利福尼亚设计的应用。我学会了分辨哪些风格常见，哪些不同寻常；哪些带着历史的印记，哪些则确实是新东西。
这原本是在浪费时间，我把好几个小时花在 tumblr 上，而不是做作业。直到我开始自己设计杂志、网站和软件，它才不再是浪费。那时，如果我需要挑选一款适合长文阅读的字体，Sabon、Bembo、Plantin 这些恰当的名字就会从记忆中跳出来。如果我需要在页面上编排照片，也有一整套构图方法可供尝试，那是我从过去看过的数百乃至数千种版式中提炼出来的。
说到底，我是通过收集一个庞大的图片数据集来训练自己的。那些图片从网上搜罗而来，教会我如何识别某些特征，比如几何无衬线字体（geometric sans-serif）与人文风格无衬线字体（humanist sans-serif）的区别，以及如何为眼前的东西分类。例如，我学会了把 Neue Haas Grotesk 字体、黑白配色和鲜明的网格结构，与“瑞士风格”（Swiss Style）或“国际平面设计风格”（International Graphic Style）这些概念联系起来。我凭直觉知道，这两个概念意思相近，而且经常可以互换。后来，在课堂、实习和工作中，我不断收到同伴和导师的反馈，得以进一步打磨自己的作品。
如果我的设计教育能如此轻易地被解释为一个预训练（pre-training）、微调（fine-tuning）和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过程，那么，我与生成式 AI 模型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模型难道不能看更多图片、征求更多反馈，从而设计出更好的东西吗？如果只要大规模研究已有作品，就能生成出色的作品，那么明年的前沿模型就能轻易取代人类设计师、艺术家、作家和思想者。但至少在最前沿的创意工作中，取舍能力似乎比规模更重要。
观察大语言模型的文学产出时，这一点尤其明显。如今的前沿模型使用海量数据训练。2025 年，Anthropic 与一群作家达成和解，同意为从 LibGen 等影子图书馆抓取受版权保护的书籍支付 15 亿美元，估计相当于每本书 3,000 美元。从这件事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它的模型至少“读”过 482,460 本书。但即使是 Claude Opus 4.8，也还没写出过一篇让我觉得比莉迪亚·戴维斯或杰西·耶泽夫斯卡·史蒂文斯的作品更好看的短篇小说。而这两位作家虽然博览群书，读过的书几乎肯定都没有它多。
人不只是能用更少的数据做成事，还会从那些看似不相关、也不重要的输入中汲取养分。刚开始做产品设计师时，我发现自己仍在刷 90 年代比利时先锋时装的图片，而不是去看那些更明显有用的内容，比如面向企业的软件即服务（B2B SaaS）产品截图。如果这是在培养我的品味，那么到底是什么得到了培养，又是如何培养的？人们也用品味来解释菲尔兹奖得主、数学家许埈珥年轻时的“诗歌弯路”，这是记者乔丹娜·塞佩莱维奇的说法：许埈珥曾从高中辍学，想成为诗人。“当我得知他是先写诗、再走向数学时，”许埈珥的合作者费德里科·阿迪拉-曼蒂利亚对塞佩莱维奇说，“我的反应是，好吧，这下我明白了。”为什么？
数学家和艺术家很像，因为我们其实都在寻找美……在许埈珥身上，这一点格外突出。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他的品味。他创造的东西很美。
但我们能从许埈珥的生平中得出什么经验？数学家应该把成长岁月花在读赫尔曼·黑塞上？说得客气一点，这样做似乎效率不高。同时，这又似乎非常具有人类特色：用一些看似浪费时间的方式训练自己。
模型能感受到模仿性欲望（mimetic desire）吗？
如果世上有所谓最优品味，一个人在决定消费什么时，就可以建立一套衡量质量的客观标准，或者借用别人的标准，来训练自己的品味。只看英国电影协会《视与听》榜单上的电影。只读普利策奖或诺贝尔奖得主的小说，或者对另一类创意工作者来说，只读 Fitzcarraldo 和 Deep Vellum 出版的小说。只买 Dover Street Market 在售的衣服，或 Blackbird Spyplane 推荐的衣服。如果我说自己的偏好不受这些筛选、推荐作品的人或机构的影响，那就是在说谎；有时，我甚至把选择都托付给了他们。但有些品味，我就没有那么刻意地去选择。
比如，我想到自己为什么每次去咖啡馆都要点豆蔻酥点。和女友同居以前，我从未这么做过，她从小在家说瑞典语。我也想到，那种味道至今仍会唤起周六早晨的记忆：我躺在床上，读她那本玛吉·纳尔逊的《阿尔戈英雄》，她则把一盘瑞典豆蔻卷（kardemummabullar）送进烤箱。我还想到自己向朋友推荐的音乐，那些我只是通过她才知道的音乐。我给那么多人放过弗格斯·琼斯的《Ephemera》，听里面慵懒的神游舞曲（trip-hop），仿佛这张专辑是我自己发现的。我也想到，分手后的那几个月，我的听觉世界依然主要由那些歌组成，我们曾一起听过、一起随着它们跳舞。
“为什么，”艺术家兼创业者查尔斯·布罗斯科斯基在 2023 年的一场演讲中问，“我们会被那些吸引我们的东西吸引？”他认为，答案在于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就算在 12 岁时，”他说，
对于自己会被什么吸引，我也已经有一点隐约的直觉。我想到自己偶然发现的某些书……这些书如何把我引向其他相关的话题，那些话题又如何把我引向更多书，如此往复，贯穿了我的人生，直到今天。接着，我开始想到所有其他重要的“节点”（我不知道还能怎么称呼它们）：人、地方、书、专辑、网站等等。它们都参与塑造了我这个人，以及我认为什么是重要的。这些节点，有的是我自己主动寻找的，有的则来自生命中重要之人的推荐。
我们的品味并非全靠自己造就。相反，我们穿行于一个由信息和物品组成、不断向外扩展的世界，引导我们的，是那些我们遇见、仰慕和爱着的人。
皮埃尔·布尔迪厄为此提供了一种犬儒式的解读。在《区分》中，他全面勾勒了 20 世纪法国人的品味，并提出：我们的品味由我们所处的社会阶级决定。培养品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熟练掌握精英的风格、符码和艺术姿态，从而积累足够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提升自己的地位。对布尔迪厄来说，品味从来不真正属于个人；它始终具有策略性，出于社会动机，并制造着阶层区分。但对我来说，布尔迪厄的解释老于世故得令人窒息。社会学视角固然揭开了品味某些方面的神秘面纱，却也很容易遮蔽其他更私人的面向。“我们难道已经无法，”编辑马尔科·罗斯慨叹道，“真诚地解释自己的文化偏好了吗？那些理由扎根于私人而独特的经验，却用一种共同的语言表达出来。”
类似的批评也可以指向文学评论家勒内·吉拉尔。他的模仿性欲望理论认为，我们所喜欢的东西和所做的事，甚至可能是所有这些东西和事情，都是由模仿、嫉妒和竞争驱动的。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吉拉尔提出，我们之所以对某些物品、体验或恋爱对象感兴趣，是因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想要欲求他人所欲求之物”。看似个人品味的东西，其实只是琐碎的较劲，还是一种毫无原创性的较劲。吉拉尔在硅谷的地位，或许能为他的理论提供几分佐证：那些援引吉拉尔的人，往往是在模仿他昔日的学生彼得·蒂尔的品味。
但文学学者约书亚·兰迪指出，一种抹去一切个人的、各不相同的欲望的理论，总有些令人不满足。“的确，”兰迪写道，“我们往往不会在超然独立的状态下作出选择……但选择确实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别人无法替我们选择，恰恰是因为别人太多，他们的意见也太多、太不一样。”我们的品味有一部分来自社会，但不可能全部如此。借用布罗斯科斯基的话，对于自己作为个体究竟偏好什么，我们仍有那“一点隐约的直觉”。在我看来，最有说服力地把握住这一点的理论家，是汉娜·阿伦特。
阿伦特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政治哲学家。她自己也承认，品味问题因为“只涉及审美事务，一直被认为处于政治领域之外”。但在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她将注意力转向伊曼努尔·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这部书在早期草稿中的标题是《品味批判》。
阿伦特认为，正是这部作品“包含了康德政治哲学中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部分”。康德早期对理性的探讨将其描述为一种独自进行的个人活动，但他对审美判断（aesthetic judgment）的定义有所不同。要判断某样东西是美的，你必须把自己的私人反应与想象中他人的反应放在一起理解。这种“扩展的心态”（enlarged mentality）意味着，你总是在进行“一场预想的交流”。你想向谁阐明并捍卫自己的判断，谁就是这场交流的对象。阿伦特指出，“品味判断”无法凭借“可以验证的事实，或通过论证证明的真理”，“迫使”别人同意。相反，
它们与政治意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靠说服发挥作用。作出判断的人，正如康德那句说得极美的话，只能“争取所有其他人的赞同”，希望他们最终能与自己达成一致。
正是这一特质，让阿伦特断言：“判断力可能是人作为政治存在的一项基本能力。”当你表达自己的品味时，你就在参与一个共同的世界。
好品味的暴政
不过，阿伦特将品味抬升为“人的政治能力”之一，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能力，这种理解或许像她自己承认的那样，有一点“奇怪”。为解释这种解读，阿伦特提出了如下观察：
我们都很清楚，当人们发现彼此在什么令人愉悦、什么令人不悦这些问题上心意相通时，他们会多么迅速地认出彼此，又会多么笃定地觉得彼此属于同一群人。从这种共同经验来看，品味仿佛不仅决定了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也决定了这个世界里哪些人会把彼此视为同类。
我们喜欢别人认同自己的品味，甚至可能通过把别人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寻求这种满足。但共识并不总是可能，在许多情况下，也不见得值得追求。自己的品味受到挑战，可以令人振奋。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共同文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一切生活都是对品味的争论。”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这样写道。而我恰好喜欢这种争论。
对自己的品味抱有信心，无论它多么独特或古怪，也能让你成为引领品味的人。“一名编辑拥有的全部，”曾长期担任《名利场》主编的格雷登·卡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是对自己判断和品味的信心。”记者布赖恩·伯勒生动地回忆道，这些判断有时很难理解：
他的直觉大多精准无比。他的想法有时却很古怪。他雇了一个叫达纳·布朗的酒吧杂工，后来这个人成了助理，再后来成了一位受到器重的编辑。雇他的部分原因，是格雷登喜欢他走路的样子……他曾对我说，他永远无法信任一个把太阳镜架在头顶的男人。从那以后，我再没敢冒这个险。
一些更有争议的品味引领者，比如小说编辑、教授戈登·利什，对自己直觉的信任几乎到了过头的地步。用企业管理的说法，利什是个事事都要插手、积习难改的管理者。但他强势的编辑干预，帮助雷蒙德·卡佛成为美国文坛的传奇。在一篇讨论利什留下的影响的文章中，卡拉·布卢门克兰茨指出，利什“把卡佛的大部分小说删到原定篇幅的一半”，由此“把一位深植传统的作家变成了一位开创性的极简主义者”。据说，作为教师，利什曾勾引过一些学生，也为另一些学生争取到了出版合约；有些作家两样都经历过，得到了一份可疑的“殊荣”。但他强加给学生的统一风格，也催生了文学评论家斯文·伯克茨口中带着贬意的“戈登·利什流派”。伯克茨尖刻地说：“利什的传人给人的感觉，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兜售些单薄、支离破碎的作品。”他们笔下的“人物没有血肉……被现代性中那些混沌未明的力量灼烧成了一片空白”。
这些故事照亮了品味中一个格外有意思的方面：“好品味”始终在变化。一种偏好，无论针对文学风格、商品、说话方式还是生活方式，一旦取得支配地位，通常就会招来反弹。品味最有意义的时候，是它传达了一个人的辨别力，而不是毫无好奇心地随大流的愿望。人人共有的品味也很无聊，因为已经没什么可讨论的了。
被“好品味”弄得筋疲力尽的人，或许可以在“坏品味的好品味”中找到乐趣。这是苏珊·桑塔格谈论坎普美学（camp aesthetics）时那句令人难忘的话。桑塔格写道，坎普热衷于那些品味糟糕的东西，并不是拥抱故意唱反调的姿态：坎普“并不主张好的就是坏的，坏的就是好的”。相反，“坎普品味背过身去，不理会普通审美判断中的好坏坐标……为艺术，也为生活，提供一套不同的、补充性的标准”。正如地下电影人、“坎普之王”约翰·沃特斯所说，它让人们得以摆脱“好品味的暴政”。
焦虑的技术从业者也应该从这种暴政中解脱出来，但这不意味着他们需要放弃品味。不过，他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追求品味的方式。我们的品味或许是个人的，也各有独特之处，但大体而言，它们是在我们彼此交往时得到磨炼的。解释自己的品味，是我们训练感知能力、也训练自己参与一个多元世界的能力的方式。在这个世界里，差异令人振奋，而非令人泄气。正如评论家卡尔·威尔逊所写：“目标并不是让我们最终都拥有一样的品味。”在一篇关于音乐品味的文章中，威尔逊建议我们学会“享受品味的丰盛多样”，包括那些“与我们自己的品味格格不入”的品味。多年后，这篇文章以书的形式再版，副标题带着一种诱人的评判意味：《为什么别人的品味这么差》。
的确，我们的品味可以帮助我们作出一些小决定：晚上听什么音乐，萨洛蒙的鞋穿坏了之后买什么鞋，以及什么时候该用长破折号（em dash），或者对更高阶的唯美主义者来说，什么时候该用短破折号（en）。品味也会影响我们更大的决定：研究哪些问题，放映哪些电影，投资哪些初创公司，上线哪些功能。但终身培养品味这件事，或许可以服务于比打造个人品牌或盈利企业更高的目标。我们通过品味理解自己，而通过交流品味理解彼此。